作者； 谷宇辰  李文军（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摘要

为更加全面准确地分析禁牧政策对于草场的恢复效果采用MODIS卫星提供的遥感影像解译合成植被归一化指数(NDVI)数据,通过对新巴尔虎右旗156户禁牧与非禁牧草场连续8年的数据进行差异性检验,分析在控制降水气温因素的情况下禁牧对草场生物量的影响。同时通过对研究样地牧民的入户访谈调查,分析牧民对于禁牧效果的感知作为补充。研究表明,虽然禁牧草场与自由放牧草场的生物量在禁牧前后出现差异,使得草场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但相较于当前的退化水平,由禁牧带来的植被恢复对于草场的整体状况改善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并非禁牧时间越长草场恢复得越好,禁牧后4年中的遥感影像分析表明,草场的生物量呈现年际波动的特征。而禁牧时间过长,由于打破了原有草地生态系统中“草–畜”的关联关系,反而有可能不利于草场的健康恢复。

北方草原是我国生态系统的重要屏障, 支持着 众多农牧民的生计。维持草原生态系统的健康对于 保障我国生态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几十年来, 由于人口较快增长、草畜双承包等因素的影响, 草 原“三化”(沙化、退化、盐渍化)现象严重。 近年来, 国家把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摆在了突出 的位置, 累计分别投入资金 135.7 亿元与 44 亿元, 用于开展“退牧还草”工程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2011 年又进一步决定, 在全国主要的草原牧区 实施覆盖所有牧户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 制”, 中央财政每年将投入 134 亿元用于草原禁牧等 生态保护措施的补助奖励。内蒙古地区将实施阶段 性禁牧 4.04 亿亩, 占全区可利用草原面积的 35.8%。 “禁牧”和“减畜”已经成为当前应对草场退化, 保护 草原生态环境的主要政策措施。合理评估禁牧带来 的草场恢复效果, 对于不断完善草原保护政策有重 要意义。

有关禁牧对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场的恢复 效果, 研究者已经在不同时间、地域尺度上进行了 探讨。主要的研究方法有两种: 一是划定禁牧试验 草场, 通过实地割刈采样测定的结果, 比较禁牧前 后草场植被覆盖度、产草量、生物多样性等指标; 二是基于“3S”技术, 通过地面定位与空间遥感相结 合的方法, 比较禁牧前后草场质量变化。 实地采样研究能够较好地直接反映草场在禁牧 前后的植被生长状况。卫星遥感能够通过地面对相 关光谱的吸收反射情况, 间接反映草场的生物量情 况, 目前较多应用于宏观尺度上区域植被生长情况 的估计, 但针对禁牧效果, 特别是在牧户尺度上的 研究还较少。限于工作量较大的制约, 现有的采样 测定与遥感分析均存在样方选取过少、采样时点较 少、缺少长时间连续测定的缺陷。 与此同时, 随着生态人类学方法的发展, 发掘 与利用“地方性知识”被逐步引入对生态系统的理解 与分析中, 但尚未有关于禁牧领域的研究。 分 析牧民对于禁牧效果的感知, 可以与基于卫星遥感 的分析结果进行对比, 强化结论的信度; 同时能够 反映植被的种类、高度等综合变化情况, 补充遥感 分析仅能反映植被的生物量变化情况的不足。另外, 限于研究条件所限, 现有的分析方法虽然控制了年 际随机误差, 但依然不能够揭示更长时间的禁牧对于草场质量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也需要通过牧民的 感知进行分析。 因此, 为更加全面准确地分析禁牧政策对于草 场的恢复效果, 本研究在样点设置、数据获取与处 理方法上进行了一定改进, 以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 虎右旗 2006 年“退牧还草”工程 156 户开展禁牧的牧 民的草场为研究对象, 一方面采用 MODIS 卫星提 供的遥感影像解译合成的植被归一化指数(NDVI), 通过多样本试验地的 8 年连续性数据统计学差异性 检验, 反映草场质量的变化情况; 另一方面针对 NDVI 指数的不足, 通过对试验地牧民的入户访谈 调查, 分析牧民对禁牧效果的感知, 予以对比补充, 以期更加全面地分析禁牧对于草场的恢复效果。

 

1 案例地介绍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案例地介绍

新巴尔虎右旗(以下简称新右旗)位于内蒙古呼 伦贝尔盟西北部, 北部为低山丘陵, 南部为高平原,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全旗海拔在 500~800 m 之间。 草场类型主要有高平原干草原草场、低缓丘陵干草 原草场、河滩低地草甸草原草场、沙地植被草场和 低山丘陵草甸草原草场。根据草场类型不同, 主要 建群种分别有狭叶锦鸡儿、羊草、克氏针茅、糙隐 子草、多根葱、克氏针茅、碱蒿、野大麦、碱蓬等。 新右旗是由半干旱到干旱气候的过渡带, 为温暖半 干旱−干旱气候区, 近 40 年平均年降水量在 248 mm 左右, 年均气温 1.3℃, 积雪期约为 170 天, 无霜期 125~130 天。 近年来,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牲畜超载、放牧 移动性降低等因素的影响, 新右旗草场退化严重。 1975 年全旗的退化草场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10%, 1982 年占 28%, 1988 年占 28.4%, 2009 年高达 65%。退化地区产草量由 1975 年亩产干青草 110 kg 下降到 2009 年亩产 30~40 kg。为保持草地生态 系统的健康, 2006 年新右旗启动了“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 在全旗范围内划定了156 片退化情况严 重的草场, 与牧户签订合同, 实施“围封禁牧”的管理措施, 在禁牧合同期间禁止在草场上放牧, 保持 草地植被的自然生长。

1.2 样地设置与遥感数据获取

基于卫星遥感的 NDVI 虽然不是对生物量或初级生产力的直接测量, 但由于它与生物量之间良好 的相关关系, 在植被估产、生物量监测等方面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当前 MODIS 遥感影像所提供的 NDVI 数据已经达到空间分辨率 250 m 的精度, 能 够实现在牧户尺度上对于草场状况予以评估。 现有的样地试验与基于 3S 技术的禁牧效果分 析存在定位样方较少、每年采样时点较少和缺少长 时间连续测定的缺陷。样方选取过少, 很难控制由 于样点选取带来的随机误差, 不能准确反映样地所 在草场的总体特征; 每年采样时点较少, 很难综合 反映当年生长季草场状况; 缺少长时间的连续测定, 则不易分离降水和气温等因素对于草场植被生长的 随机影响, 也难以判断禁牧效果的长时间效应。这 些随机误差的影响都有可能干扰对禁牧政策效果的 分析判定。 因此, 在地面调查方面, 本研究获取了新右旗 2006 年第一批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所覆盖的全部 156 户牧民禁牧草场的 GPS 定位数据, 草场总面 积达 42.86 万亩。禁牧草场在 2003—2006 年期间处于自由放牧状态, 2006—2010 年期间处于“围封禁 牧”未遭牲畜啃食的状态。 同时在禁牧地块周边逐 一选取 156 块自由放牧的对照样地作为研究参考, 记录其 GPS 位置, 由此控制由于样方选取过少带来 的误差。 空白对照样地在 2003—2010 年间一直处于自 由放牧状态。据 2011 年夏季对新右旗牧户经营情 况的调查, 自主经营放牧牧户平均草场使用面积 为 11940 亩, 户均牲畜头数为 578.1 个羊单位③ , 暖 季载畜率平均为 20.6 亩/羊单位。 根据新巴尔虎右 旗统计局提供的统计资料,2003—2010 年期间, 新右旗全旗草场载畜总量 没有发生较大波动, 变异系数 CV 仅为 9.34%, 即对 自由放牧草场而言, 在禁牧前后载畜水平没有发生 较大变化, 可以作为空白对照组来进行分析。 遥感影像处理方面, 本研究提取了由美国国家 航天航空局(NASA)提供的从 2003 年 3 月至 2010 年 12 月 8 年间覆盖新右旗的遥感影像, 运用 ENVI 4.8 软件包逐一提取计算了 156 块禁牧地块及对照样地的 NDVI 数值共 28704 组, 时间分辨率为 16 天, 从 而控制由于采样时点较少和缺乏长时间连续测定带 来的误差。

1.3 数据分析方法

1.3.1 表征指标选取

草地生物量受到雨水和气温等随机性因素影响 较大, 单独取一年中某一时点的情况进行样方测试 或者遥感分析, 很难准确表征当年的植被生长状 况。新右旗草地生长季为 4—9 月, 期间每块草场均 有 11 个(第 121~281 天) NDVI 分别反映生长季不同 时段的草地植被生物量状况。为综合反映当年生长 季草场状况, 本研究采用草场生长季 NDVI 的算数 平均值作为当年该草场植被生长情况的指标。

1.3.2 统计方法设计

考虑到在干旱、半干旱地区, 降水对草原植被 的生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而降水存在年际波动 剧烈的特征, 因此年际间植被生长情况也存在较大 的波动性。对于年际波动剧烈的草地植被生物量时 间序列而言, 很难通过直观分析和差值比较法判断 其变化趋势, 直接进行数值比较也不能够分离降水和气温对草场植被生长的影响。 因此, 本研究通过禁牧草场与自由放牧对照组 的配对比较, 运用统计学方法, 在控制降水、气温、 草场本底差异等干扰因素的情况下, 基于对草场变 化情况连续 8 年的测定, 检验禁牧政策对草场恢复 的贡献效果, 以避免直接比较禁牧前后 NDVI 的差 别来判断植被生物量变化的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 草场生长情况受到降水和气温等气象因素、草场土壤质量等草场本底因素以及牲畜啃食三方面的 影响。草地植被生物量的影响因素可由下式表示: Y=Yc·K1·K2 , (1) Y 代表草地实际生产力; K1 代表草场土壤质量等本 底因素所决定的调整系数; K2 代表由草地放牧强度 所决定的调整系数, 与草场载畜率相关; Yc 代表草 地气候生产潜力, 主要由降水和气温影响。 内蒙古 地区气候生产潜力的模型在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中 有诸多讨论, 主要基于 Miami 和 Thornthwaite Memorial 气候模型分析。 根据 Miami 模型原理, 同时估算某地植物气候生产力时, 需用 Liebig 定律取二者中较低值作为该地区草地的牧草气候生 产潜力。现有针对内蒙古地区的研究均表明, 与温度相比, 降水量是影响研究区域的牧草产量和 气候生产潜力的主要气候驱动力, 内蒙古地区草场 降水生产力(Yr)低于气温生产力(Yt), 在模拟计算时 取 Yr 作为 Yc 的值。 Thornthwaite Memorial 模型中, Yc 为气候生产力。 无论采用 Miami 模型的 Yr 计算方法还是 Tornthwaite Memorial 模型的处理方法, 带入草场生 长情况式(1)后, 其形式均为下面的式(4), 只是其中系数项有所不同。 （此处有些公式和表格略）由于气候因素对草场植被的生长有极大影响, 如果对于禁牧前后同一块草场质量直接进行配对检 验, 不能够剔除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分析禁牧的影响可以转化为: 检验在禁牧前后, 禁牧 草场与非禁牧草场植被生物量之间的差别是否发生 了显著变化。由于气象等因素已经被控制, 如果出 现了显著差别, 则表示禁牧对草场的生物量产生了 显著影响。 在禁牧草场附近取自由放牧的草场作为空白参 照样点, 那么禁牧与非禁牧这两块草场的降水、气 温情况均可以认为近似相同, 即对禁牧和非禁牧草 场, 在 2003—2010年间, 由于 β为常系数, 因此为常数。 同时, 无论是否受到禁牧政策调整, 禁牧草场与非 禁牧草场土壤等本底要素的差异是恒定的, 因而对 不同年份 ln K1 禁牧−ln K1 非禁牧也可列入常数项中。（此处有些公式和表格略）如果该统计量 U 在禁牧前 后存在显著差异, 也就是禁牧后禁牧草场与非禁牧 草场植被生物量之间的差异性与禁牧前存在显著不 同, 由于其他因素已经被控制, 那么这种显著差异 只能来源于禁牧政策的调整, 从而能够证实在控制 气温、降水变化与草场本底质量差异的情况下, 禁 牧对于草场质量的改善是否存在贡献。 因此, 对 156 组禁牧草场与非禁牧草场, 检验 配对统计量 U=ln NDVI 禁牧−ln NDVI 非禁牧在 2003— 2006 年与 2007—2010 年之间的平均值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 即可证实禁牧政策是否对草场植被生物量 的恢复带来了贡献。

1.4 入户访谈资料获取

本研究的入户访谈调查工作于 2010 年 7—8 月 间开展, 考虑草地植被类型分布与放牧经营方式的 现状, 分别选取新右旗北部地区 H 嘎查与南部地区 M 嘎查作为案例地。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 在 H 嘎 查选择 11 户牧户(占嘎查牧户的 17.7%), M 嘎查选 择 16 户牧户(占嘎查牧户的 26.2%)进行调查。调查 方法为半结构式访谈: 调查员围绕预设的主题和提 纲进行开放式访谈, 受访者对于问题和事件表述看 法。访谈的核心内容是牧民畜牧业经营状况和对禁 牧带来草场恢复效果的感知。受访牧户基本情况如 表 1 所示。（此处有些公式和表格略）

2 基于 MODIS 影像的遥感监测研究

2.1 禁牧草场禁牧前后植被指数变化情况分析

分析禁牧对于草场恢复的作用, 首先比较禁牧 草场禁牧前后植被指数的年际变化情况。如图 2 所 示, 新右旗禁牧草场在 2003—2006 年间自然放牧状 态下 NDVI 年平均值为 0.276886, 在 2007—2010 年 “围封禁牧”期间 NDVI 平均值为 0.296080, 禁牧后 4 年的 NDVI 平均值相较于禁牧前增长了 6.93%。同 时由于草场植被生长状况受到降水和气温因素的影 响严重, 2003—2010 年期间生长季植被指数的时间 序列呈现出年际波动剧烈的特征。从图 2 可见, 禁 牧草场 8 年间 NDVI 的年际变动趋势与年降水量的 变动情况有着较强的一致性, 显示出草场植被生物 量受到降水的严重影响。 同时, 禁牧后 2007 和 2009 年的 NDVI 值均低 于禁牧前 2005 和 2006 年。由此可见, 如果研究设 计中仅仅测定 2007 年或 2009 年的草场状况进行直 接比较, 很可能得出禁牧后草场植被生物量低于禁 牧前的结论。因此, 如果不控制降水和气温等因素 的影响, 将很难准确分析出禁牧的政策效果。控制 相关因素干扰, 需要对禁牧草场与非禁牧草场进行配对统计检验分析。

2.2 禁牧草场与非禁牧草场的比较分析

根据研究设计, 计算禁牧草场与非禁牧草场 2003—2010 年间 NDVI 相关数据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 在自由放牧阶段的 2003— 2005 年期间, 禁牧草场与非禁牧草场 NDVI 差值小 于 0, 即非禁牧草场植被生物量要高于禁牧草场; 而在禁牧后的 2007—2010 年期间, 禁牧草场的 NDVI 值均高于非禁牧草场, 即禁牧草场的植被生 物量反过来好于非禁牧草场, 显示禁牧对于草场的 恢复起到一定作用。但进一步比较, 在禁牧后的 4 年间, 禁牧草场相较于非禁牧草场, NDVI 平均值的 增加比例最大的一年仅为 2.845%, 且增加比率并不 随着禁牧时间的加长而变大, 呈现年际间高低波动 的特征, 说明并非禁牧时间越长, 草场恢复得越好。 为了进一步证实禁牧效应, 进行统计检验。首 先对 156 组禁牧与非禁牧草场计算 8 年间每年的统 计量 U 值, U 值代表剔除气象等因素后每一组禁牧 草场与非禁牧草场 NDVI 的差异。再以禁牧实施的 2006 年为分界标准, 分别计算 2003—2006 年 、 2007—2010 年期间每组样本 4 年的 U 值平均数, 得 到反映禁牧前与禁牧后草场植被生物量区别的统计 量 U 的配对样本 156 组。运用 SPSS 15.0 软件包,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方法, 分析禁牧前后统计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结果见表 3。 从表 3 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在 95%的置信度下 Sig<0.05, 对于 156 组禁牧与非禁牧样地, 2003— 2006 年与 2007—2010 年期间统计量 U 的平均值具 有显著差异, 也就是禁牧使得草场的植被生物量产 生了切实的增加。 上述分析表明, 在控制降水、气温和草场自身 差异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通过统计检验, 这说明禁牧 使得草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禁牧前后草场植 被生物量在统计学上具有差异。 然而, 相比较于非禁牧草场, 禁牧草场恢复最 好的年份 NDVI 平均值仅高 2.845%, 禁牧后 4 年草 场的 NDVI 平均值相较于禁牧前 4 年仅增长 6.93%。 根据《内蒙古天然草地退化标准》, 草甸草原与典 型草原草地总产量下降 30％以下属于轻度退化, 下 降 30％~60％属于中度退化, 下降 60%以上属于重 度退化。禁牧草场多数属于中度与重度退化草场, 但即便针对轻度退化草场产草量 30%的下降比率, 6.93%的增长也很难使草场质量有明显的改善。禁 牧使得草场得到了恢复, 但草场植被的改善程度不 高。同时, 禁牧草场相较于放牧草场, NDVI 的增加 比率并不随着禁牧时间增长而变大, 即并不是禁牧 时间越长, 草场恢复的越好, 而是呈现年际间高低 波动的特征。 （此处有些公式和表格略）

 

3 禁牧对草场恢复影响的牧民感知分析

3.1 禁牧效果的感知分析

对牧民禁牧效果的调查主要通过半结构性访谈 的开放式回答进行分析。 从表 4 可以看出, 认为禁牧后草场“有所恢复但 不明显”与“受到雨水影响”的牧民占受访牧民总数 的 70.3%, 而仅有 7.4%的牧民认为禁牧后草场有明 显变化。也即草场植被生长情况的主要控制性因素 为降水、气温等要素, 禁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使得草场生长压力有所缓解, 但对草场的恢复并不 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与 NDVI 的数据分析有较好 的吻合性。 调查中发现, 草场退化在牧民的感知中集中体 现为高度下降、密度降低、优质牧草(特别是药材和 野花)种类与比例的减少、草场颜色偏黄等。进一步 在认为禁牧可能对草场恢复起到作用的牧户(即认 为“有明显变化”、“有所恢复但不明显”和“受到雨水 情况影响”的牧户)中调查上述指标在禁牧后的变化, 结果如表 5 所示。 上述调查可以反映, 草场的退化会综合性地体 现在高度下降、密度下降、优质牧草种类减少等方 面。在 4 年内, 禁牧政策对于牧草高度、草地植物 多样性有一定的恢复作用, 但效果并不明显, 而对于草场植被密度则有着较好的恢复效果。 现有研究中对于禁牧的长期效应分析不足, 对 于 4 年以上的禁牧效果, 由于 NDVI 指数分析不能 够很好地呈现, 在此通过牧民感知的信息予以补充 分析。调查中有 6 户(22.2%)受访牧民认为: 禁牧时 间越长, 草场恢复得越好; 3 户(11.1%)牧民不清楚 禁牧时间长短对于草场恢复的影响; 而有 18 户 (66.7%)牧民则认为禁牧时间过长后, 草场的生长反 而会受到影响, 必须有牲畜在草场上放牧才能保持 草场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 多数牧民认为, 禁牧时间过长后, 由于牲畜啃 食、种子传播以及牲畜粪便肥料作用的缺乏, 反而 不利于草场的恢复(见表 6)。有 13 户牧民认为禁牧 1~2 年草场即可恢复, 9 户牧民认为 2~3 年草场可以 恢复, 1 户牧民没有把握, 只有 4 户牧民认为禁牧时 间越长草场恢复得越好。也就是说草场短期的禁牧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草场压力, 但并非禁牧时间 越长则草场恢复得越好, 这与 NDVI 数据分析得出 的结果也较为一致。

3.2 草场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禁牧政策的提出与实施是基于牲畜数量超过草 原承载力导致草场退化的前提假设, 因而分析草场 退化原因有助于讨论禁牧政策能否实现草场恢复。 调查中牧民对草场退化认知的情况如表 7 所示。 统计结果集中在 6 个方面: 干旱加剧、牲畜移 动性下降(分草场)、牲畜数量增加、虫害频率上升、 矿业开采、盗挖药材。大多数牧民均认为, 干旱加 剧(92.6%)和由于“草畜双承包”导致的牲畜移动性 下降(70.4%)是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 甚至是主要或 者唯一原因。而只有 14.8%的牧民认为牲畜数量超 载是导致草场退化的原因。与此同时, 调查中有 21 户(77.8%)牧民认为对于草场恢复而言, 传统的游牧 方式比禁牧更加有效。 新巴尔虎右旗于 1983 年启动“草畜双承包”改 革, 牲畜承包到户至今牧户牲畜数量最大值的年份 分布情况如图 3 所示。 牲畜承包到户以来, 牧户牲畜数量的峰值主要 集中于 1985—2000 年期间, 共占调查牧户总数的 70.4%。考虑到调查中有 4 户在 2000 年后才开始分 家放牧, 单独计算牲畜数量, 因此牲畜数量峰值位 于 2000 年以前的牧户数量比例实际上大于 70.4%。而与此同时, 100%的受访牧民认为 2000 年以前的 草场质量要远好于 2000 年以后的草场, 也即在畜群 规模较高的年份阶段中, 多数草场的质量反而是比 较好的, 这表明并非牲畜越多草场质量越差。 （此处有些公式和表格略）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 MODIS 卫星遥感影像资料分析与 牧民感知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在牧户尺度上分析了 禁牧政策对于草场恢复的作用, 取得了较为一致的 结论。分析结果表明: 在控制降水气温等因素影响 的情况下, 禁牧虽然使得草场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 但相较于退化程度, 由禁牧带来的植被恢复对于草场的整体状况改善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同时, 草场的恢复程度呈现年际波动的特征, 并非随禁牧时间延长而提高。 在方法上, 本研究着力改进了现有研究中多数 样地试验与遥感分析缺乏大样本连续测定的设计缺 陷以及对时间序列直接进行数值比较的缺陷, 使得 相关结论可信度有所提高。样地选取了新右旗全部 156 组禁牧草场与对照性自由放牧草场, MODIS 现 有的 250 m 分辨率使得分析可以基于牧户尺度进行 精确测定, 在每年的 NDVI 计算中取生长季 11 组指 数的平均值, 同时连续分析了 2003—2010 年间 8 年 的 NDVI 变化情况。运用统计学的方法, 在控制降 水、气温、草场本底差异等干扰因素的情况下, 检 验了禁牧政策对于草场恢复的贡献效果, 避免了现 有研究中由样本选取、数据获取与处理方法可能带 来的误差。同时, 本研究将牧民感知的地方性知识调查引入到禁牧效果的分析中, 一方面与卫星遥感 结果相互对比印证, 另一方面对卫星遥感无法涉及 的因素予以有效补充。 本研究中遥感影像的分析结果与牧户的感知基 本吻合, 认为植被恢复是由放牧和气候变化共同影 响的, 禁牧对于草场恢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 对于草场质量的整体改善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 禁牧时间过长后, 由于禁牧打破了原有草地生态系 统中“草−畜”之间的关联关系, 反而有可能不利于 草场的健康恢复。如果能有更长尺度的遥感或割刈 连续测定, 则能够更好地说明禁牧时间过长对草场 生态系统的影响。 NDVI 与地表植被生物量的相关关系已经得到 了不少研究的证实, 从而在牧草长势监测、草原估 产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对于草场质量分析的最 优方法依然是现场采样测定。因此虽然通过遥感影 像对于禁牧草场恢复情况有了一定的分析, 但如果 采样测定的方法能够克服样方选取过少、采样时点 较少、缺少长时间连续测定的缺陷, 那么对于禁牧 的效应分析会是更加直接有力的支持。 国家在推动“退牧还草”工程以及后续实施的 “草原生态奖补”政策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工程基础建设, 受禁牧政策调控的牧民也在其中做出了巨大牺牲。由于缺乏舍饲圈养的生态基础与寻找替 代性生计的能力, 牧民在禁牧后基本只能将牲畜全 部处理或租用其他草场维持生计, 使得牧民的生活 水平严重下降。在禁牧项目期结束后, 也很难恢 复到禁牧前的畜群规模。 根据牧户的访谈调查, 2010—2011 牧业年度新右旗受访牧民人均纯收入 为 20905 元, 根据“退牧还草”工程 4.95 元/亩的补贴 标准, 在禁牧后受访牧民人均收入为 11001.7 元, 平 均收入下降 47.4%, 收入水平下降的牧户占所有受 访牧户总数的 92.6%。 长期以来, 干旱−半干旱地区形成了“人−草− 畜”紧密关联、相互依存的系统, 作为草原保护的主 体与直接受益者, 牧民在放牧实践中也形成了顺应 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系统特征的放牧方式与丰富 的地方性知识。草场质量下降的制度性因素在于草 场承包到户所带来的牲畜移动性下降, 草场长期缺 乏牲畜啃食也不利于草场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禁 牧打破了“人−草−畜”系统中的关联关系, 同时使得草原保护的主体由牧民转向了监管成本较高的政 府, 长期而言不利于形成健康稳定有序的草原生态 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略）